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关于性别统计的特别战略目标。20年过去了，国际社会对性别统计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操作上取得了哪些进展？我国在性别统计普及中遇到哪些困难？该如何解决？正值全球纪念95’世妇会20周年期间，本刊专访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以期呼吁社会进一步关注性别统计，切实推进性别平等。

性别统计的意义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新女学周刊》：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妇地会第59届年会上，委员会继续要求各成员国完善本国的性别统计数据。性别统计是一个什么概念？为什么推进性别平等要使用性别统计？

蒋永萍：简单说，性别统计就是以性别作为基本分类，反映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实际状况的统计。它涉及所有关于人的统计领域，贯穿于收集、存储、发布的整个统计体系和统计过程。

性别统计对于一个国家乃至全球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它是保证政府承担相关责任的工具，能够增强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性别敏感，强化政府促进性别平等的职能；它是政策目标和策略调整的依据，可以避免性别偏颇的出现，防止中立政策给妇女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它的监督和引导功能，不仅能够帮助妇女监督政府对妇女发展的承诺有多少得到了实现，还能使社会公众更为关注两性协调发展问题，动员更多的力量来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

《新女学周刊》：性别统计的内涵，经历了从“为妇女统计”到“分性别统计”再到“性别敏感统计”的变化，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性别敏感统计”？

蒋永萍：性别统计内涵的变化与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特别是其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妇女运动的总方针从妇女参与发展转变为性别与发展，在统计中，重点同样从关注妇女统计转变为注重两性统计。伴随从妇女统计到分性别统计再到性别敏感统计的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的一系列变革，性别统计从无到有，从缺乏性别意识到性别敏感、从被排除在国际发展目标之外到被纳入联合国指标体系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具有性别敏感的统计不仅要求所收集的数据能够按性别分类，而且要求在指标的设计和数据的收集与表达中能够考虑到所有可能产生性别偏见的因素，充分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反映男女两性在贡献与获得，需求、限制和机遇等方面的区别和相似性，显示他/她们的相对优势或劣势。这些要求不仅要反映在指标定义上，而且在数据收集方法及数据的展示和分析中都要渗透社会性别的认识视角。

《新女学周刊》：这样看来，性别敏感统计要做好，关键在人，在生产统计的各层级工作人员身上。那么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或方式帮助这些统计者具备性别敏感？

蒋永萍：重要的是要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性别意识培训与研讨，强化与妇女/性别研究者/工作者的对话与沟通。使之能够全面了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性别问题以及消除各个领域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性，清楚认识性别统计对于社会性别主流化、对于良好有效的社会政策和计划的意义和作用，熟练掌握性别敏感统计生产所需的识别、展现、分析性别问题的技巧和能力。

《新女学周刊》：我国在推行性别统计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蒋永萍：中国的性别统计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5年，国家统计局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的女人和男人：事实与数据》统计手册，标志着中国性别统计制度的初步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性别统计取得了多项关键性进展。性别统计已经进入国家常规统计调查制度，国家和地方两级设置了专门的性别统计机构和人员，形成了统计部门与性别研究机构的稳固合作，构建了以“妇女发展纲要”目标监测为核心的妇女发展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我国性别统计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新女学周刊》：我国性别统计在取得进展时，是否还存在问题与局限？请具体加以说明。

蒋永萍：我们的性别统计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性别统计缺口仍然大量存在。例如分性别、分职业的收入状况是反映经济性别平等的重要信息，但多年来，在劳动统计年鉴中只有不同经济类型分行业的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无分性别数据。

其次，是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核心指标。性别研究机构开发的指标体系更多停留于研究性报告，核心指标和关键指标受意识差异和性别平等尚未纳入综合评价体系的影响，也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再次，统计指标的性别敏感度不高。如，有关失业和再就业数据，目前主要以登记失业为基础，但这一指标在设计时就默认了劳动力资源概念中男女年龄不同的不合理限定，而且忽略了因种种原因未到劳动力市场登记的失业人员，而这些人多数是女性。同时，统计数据的质量和代表性也有待提高。

此外，性别统计尚缺乏制度保障。制度机制的缺乏使得一些具有性别意义的新增统计项目从建立之初起就带有性别盲视的先天缺陷，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和受益人口统计，而另一些坚持多年的重要性别统计项目在统计项目调整中难以被优先考虑而被忽略。

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就是每当妇女组织和性别研究人员提出性别数据要求时，得到的答复常常是缺少增设指标的经费。

《新女学周刊》：面对这些现存问题，应如何改进？

蒋永萍：我认为，应该从多方面进行改进。其一，要把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指标列为监测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只有把男女平等、妇女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动员和整合政府统计系统的力量，将性别统计纳入官方统计生产的各阶段。

其二，完善国家性别统计制度。要在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中对性别统计作出明确要求。要建立从指标设置调整到数据收集、存储、汇编、分析、发布等全过程管控的体制机制，强化国家统计主管部门对政府统计指标增减调整的性别审查。

《新女学周刊》：除了加强制度性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又该重点改进哪些方面？

蒋永萍：一方面，要继续强化统计人员与性别研究人员的合作，加强性别统计研究。性别问题研究者及统计人员只有更好地沟通和协作，才能制定出既满足性别平等推进需求又能有效实施的性别统计方案。

另一方面，要改进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利用。要研究确定缺口指标数据收集方法和途径，通过加强综合统计部门与相关部委统计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整合已有全国性调查生成分性别统计数据，建立性别统计缺口数据专项调查制度途径等，尽快实现缺口指标数据的分性别收集。对那些主要是缺乏分性别数据的领域和问题，要开列指标和责任清单，责成负责部门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要加强对性别统计数据的审查与分析评估，切实保障性别统计的发展完善。

最后，还要提高性别统计数据的公开和可利用程度。充分认识性别统计数据在反映妇女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树立中国发展良好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性别统计资料发布和出版，使性别统计更好地服务于性别平等的政策促进和宣传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