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影响远远超出家庭范围，成为社会公害，保护对象也不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

此番二审稿明确提出同居关系间的暴力“参照”反家暴法执行的规定，既确保了“家庭”概念的严肃性，也突破了保护范围过窄的瓶颈，显示出高超的立法技术和深切的人性关怀。

在万众瞩目之下，我国首部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性法案——反家暴法草案又有新进展。据中国妇女报消息，二次审议稿在附则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这是继初审稿中强制报告制度、告诫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等亮点之后的又一大进步，会在更大程度上驱散笼罩在妇女天空上的暴力阴霾。

事实上，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同居关系”是否纳入反家暴法就已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当中，引人注目的既有情侣关系破裂时发生的分手暴力，也有已经解除法律关系的配偶之间存在肢体冲突。像电视剧《离婚律师》演绎的那样，提出离婚的妻子被丈夫用刀架在脖子上的情节，生活中并不鲜见。而征求意见稿认定的保护对象，框定在家庭成员范围内，只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以及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这一规定，意味着前配偶之间以及恋爱同居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被排除在反家暴法的调整范围之外。

现实司法实践中，“婚外同居”虽不那么上得了台面，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出于居住条件等多反面因素的考虑，为数不少的夫妻离婚不离家；伴随着观念的开放，未婚同居的“试婚”男女逐渐增加；另外还有一些因顾及继承纠纷，选择共居一室却未领取结婚证的老年人。这几类人关起门来过日子，从形式到实质都是一种准家庭关系。如此非亲属关系间的暴力，因共同生活而与家庭暴力显现共同特性，都发生在同一个屋檐下，隐蔽且私密，难为外人所知；当事双方存在或曾经存在情感上的相互依恋和依赖；施暴者都试图在情感上、经济上控制对方；都具有周期性、持续性和不断循环的表征。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影响远远超出家庭范围，成为社会公害，保护对象也不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前不久，包括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特使女星安吉丽娜·朱莉、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艾玛·沃森在内的女星，以广告的形式助力反家暴，她们美丽面孔上的伤痕以及眼角、嘴角的瘀青触目惊醒。项目发起人称，家暴就像是社会癌症，它不分疆域不分人群，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明星。世界卫生组织就家庭暴力问题进行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妇女遭受同居男友或配偶的暴力行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最大程度上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最大限度地覆盖受保护人群，有必要突破血缘、婚姻、收养关系，将恋爱男女、离婚配偶等同居关系，甚至是那些不住在一起的分手恋人、离婚伴侣纳入保护视野。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1986年制定了《家庭暴力条例》，并在2010年改为《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将同性同居者及前同性同居者纳入保障范围。

对于万千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反家暴立法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面对家庭之殇这个全球性难题，我国立法机关在酝酿出台国家层面反家暴法的过程中，不断征求各方意见，尊重社会现实，真诚打捞民意，从一审稿到二审稿的较大修改，体现出立法科学化、民主化取向，其内容越来越清晰明细，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可操作性越来越强。此番二审稿明确提出同居关系间的暴力“参照”反家暴法执行的规定，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共同生活的人”的定义，但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既确保了“家庭”概念的严肃性，也突破了保护范围过窄的瓶颈，显示出高超的立法技术和深切的人性关怀。

一个充分汲取民意民智的立法过程，一定也是个积极生动的普法过程。从把家庭暴力看做公权力不该置喙的“家务事”，到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条中的相关规定；从地方的立法实践与探索，到如今全国性反家庭暴力法呼之欲出，全社会反家庭暴力意识更加敏感，更多的人坚定了对法律的信心，敢于站出来对家暴大声说“不”，反家暴法终将成为家庭暴力的“终结者”，成为受害者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