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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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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国内资讯
  • 作者:周韵曦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发布时间:2015-06-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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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在这个专属于儿童的节日里,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对他们快乐成长的祝福。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节日设立的初衷乃与保障儿童权利息息相关,儿童的安全、生存和发展仍需整个社会保持持续关注。

近年来,儿童性侵犯案件屡被报道,伸向无辜孩子的魔掌为很多儿童本该幸福的童年笼罩上了罪恶的阴影,不仅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更是对儿童权益的罔顾和侵犯,也为加强我国儿童性权利保护敲响了警钟。

我们如何对待儿童,就是如何对待人类的未来。让每个孩子拥有幸福的童年,是我们能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因此,如何对儿童进行安全保护和引导,使其远离性侵害,是摆在成年人世界的一个严峻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

5月28日,甘肃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强奸、猥亵26名幼女的罪犯李吉顺执行死刑。同日,最高法还发布了包括该案在内的5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提醒全社会要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家长和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沉重的新闻给本该欢乐的“六一”儿童节蒙上阴影,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串串惊人的数字。据统计,2012年~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共计7145件,其中,2012年2017件,2013年2300件,2014年2828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全面构建预防儿童性侵害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

家长

监护到位方可预防悲剧发生

5月28日是“女童保护”项目两周岁的生日,两年来,该项目深入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开展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程,惠及20万儿童及家长。但与此同时,看到还有大量的儿童性侵害案件被相继报道,“女童保护”项目负责人、发起人之一孙雪梅“一方面很伤心,一方面急迫感很强”,她说:“一分预防胜于十分事后救助。”

作为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迈出了预防儿童遭遇性侵害的第一步——让孩子们学会如何自我保护、让家长知道如何保护孩子。

据美国国家失踪及受虐儿童中心(NCMEC)统计:美国有1/5的女孩和1/10的男孩在18岁以前受到过性侵犯。数字为何如此之高?在孙雪梅看来,“儿童性侵害最重要的原因,第一条便是家长监护的缺失,监护到位就会避免这类案件发生。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那么案件一旦发生则更容易被发现。”

孙雪梅指出,很多家长没有掌握预防性侵害的安全知识,更无法判断孩子是否受到了伤害。“很多孩子都做出了很异常的举动,但家长还是没有察觉。”

因此,在“女童保护”针对小学生家长编写的儿童预防性侵害教案中特别要求家长:不把孩子交给除家人以外的男性照看,对照看孩子的人要绝对了解;无论多忙,都要细心观察孩子是否有异常反应:变得胆小、爱哭,忽然不喜欢上学,忽然害怕和父母亲热等等;妈妈在洗澡时要不露声色地检查孩子的下身、内衣裤;男孩女孩都可能受到性伤害,且现在男孩受到性伤害的比例越来越多。

但“任何一个家长都不能做到每一秒钟都盯着自己的孩子”,那么教给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同样重要。

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多次告诉父母“我肚子痛”,父母不以为意,最后经医院检查发现女孩被强奸。“小女儿一直在试图告诉家长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用‘肚子痛’来解释发生了什么。”

针对小学阶段的孩子,“女童保护”认为,应像教他们认识鼻子、耳朵等一样,告诉他们性器官的准确名称。同时告诉他们私处是特别的,不能让别人碰的。

学校

不能回避性教育课程

“我们能做的不是事情发生了尽可能去补救,而是在预防环节尽可能多织网。”与“女童保护”相似,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女童专项负责人张焕所负责的项目主要负责对学校老师进行培训,让老师具备对学生讲授健康教育、性知识的能力。

对她来说,推进这一项目最大的困难是教育机构对“性”话题的敏感度。“很多学校认为这是女老师的事情,男老师不参与。很多女老师参与则是因为自己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因为遇到问题才会关注。”

张焕告诉记者,如果当地政府或学校认可,会帮助他们推进项目,如果教育部门不接受他们,项目进入就很困难。因此,“如果某个地方反对得厉害,压根就不会在那开展项目。”

“一尴尬、一别扭就不能正常进行。”所以,不管是“女童保护”还是张焕的女童项目在编写的教案中都没有谈到系统专业的“性教育”,而只是“性安全教育”“青春期健康教育”。

“预防性侵害安全教育只是性教育中一个很小的切口,全面开展性教育路还很漫长,现在只能拣最急迫的来做。”孙雪梅说。有一件事令她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翻看收上来的调查问卷,一个孩子写得很像受到了性侵害,但后来发现,是孩子把隐私部位搞错了,以为摸摸手、摸摸头都是不好的。”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刘文利一直都在从事儿童性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她观察到,目前很少有学校开展性教育,特别是以“性教育”作为课程名称。

虽然儿童性侵害案件一经媒体报道都会引起广大家长、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但具体如何在学校开展性教育以预防儿童性侵害,刘文利表示,“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制定出好的教育计划和措施,把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而“一些公益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往往只针对预防性侵害这一单一内容,对孩子整体认识性、对性抱有积极美好的态度其实是不利的。”

她指出,只对儿童讲性侵害,不免会让孩子对“性”产生恐惧,“对孩子一生完整地、全面地认识‘性’没有太多积极意义,也难说是否能真正帮助孩子在预防性侵害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真正能够帮助孩子全面地认识性,认识自己的权利,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感受,能对权威说‘不’,只有通过全面性教育。”

对于是否在中小学阶段开展性教育课程,教育部早已给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2008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性教育纳入到健康教育中。“依据目前中国的文化和对性教育接受的程度,把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是合适的,教育部发布这样的纲要,有利于推进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和健康教育。” 刘文利评价道。但问题是,“这个纲要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很少有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更不用说性教育课程。”

关于在家庭开展性教育,刘文利建议:“政府需要做强有力的引导工作,在一些指导性文件中做出明确规定,明确家长的职责,让家长知道在教育孩子时不能回避性教育这一话题。”

社会

构建儿童保护网络进行专门立法

“普及性教育确实能够增长孩子的权利意识和保护身体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儿童的受害风险,但并不意味着就能让儿童性侵害现象消失。”刘文利指出,要完善、健全儿童性侵害预防机制,还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儿童保护网络。

乡村地区是儿童性侵案件的重灾区,在很多农村学校,对儿童施加性侵害的是老师,刘文利认为教育监管不严是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留守儿童,首先教育部门应承担责任,这些孩子一入学就应该接受到性教育,这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育部门应该大力支持、推进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刘文利看来,“如何追究政府失职的责任,如何量刑入罪,这都是大环境需要建设和完善的。”

在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孙雪梅也发现:“很多人并不是心理变态或生理变态,而是机会犯罪,恰好有时机、低成本接触到孩子,被发现的概率很低。”但当这类人被发现、逮捕后,法院往往将其定罪为“猥亵”,量刑很轻,获刑后很快便恢复自由,这也令孙雪梅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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