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媒体报道
• 作者：范俏佳
• 来源：财新周刊
• 发布时间：2022-07-29 11:46
• 访问量：

【概要描述】因婚姻丧失土地后，她以法律为武器，争地30多年，为自己争，为后代争 从床底掏出的一摞摞诉讼材料、信访意见、求助信、法律文书，叠起足有半人高。几沓火车票抖落，记录着她往返老家与呼和浩特、北京的足迹。 其中一纸片上写有一首诗，   从床底掏出的一摞摞诉讼材料、信访意见、求助信、法律文书，叠起足有半人高。几沓火车票抖落，记录着她往返老家与呼和浩特、北京的足迹。   其中一纸片上写有一首诗，几经涂改，概括了她从青壮年到中老年的人生：   弱势妇女维权难，历经狂风与雪霜，三十多年未停荡。合情合理合法案，半生用在维权上，试问官员谁之过……诉求如冰冻三尺，破冰希望在何年？   往事在眼前翻涌，杨志军面露苦色。“等事情尘埃落定了，把这些一把火烧掉。” 杨志军，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万丰村第七组村民。结婚后，“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她赖以维生的耕地被村里收回。   初中没念完，她重拾书本自学法律，写了无数申诉材料，无数次与村民、村干部周旋争辩，一边打工养家，一边隔三岔五往各级政府和法院跑。   若非失去土地，她或许不必常年挣扎于温饱线上。也许会跟大多数同村男人一样，住上自家盖的房，账上存着数笔征地补偿款，过着普通村民的养老生活。   时至今日，土地仍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伴随着城镇化下大规模征地，土地权益矛盾激化。在许多地方，男性村民是“本村人”，天然享有各项权益，“出嫁女”则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且合法权益难以得到行政、司法途径的有效维护。   全国妇联调查显示，2010年失地妇女占农业户口女性的21%，比重较2000年翻了1倍有余，其中因婚姻变动而失地的占27.7%。以当年人口数量为计，规模超过2600万。据学者观察，自本世纪初，出嫁女集体维权现象激增；如今在农村地区，性别不平等趋势仍在扩大，且尤其体现为集体资源的分配不均。   为了争回土地，杨志军成了村庄的敌人，也成了同村出嫁女们的领路人。这条路最开始是一个人走，后来有二三十人，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回头一望，路已经走了30多年。 01 结婚即失地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接到杨志军的求助电话是在2007年。律所最早从2004年开始代理这类案件，至今仍每天接到求助电话。   18年来律所接到投诉3000多起，涉及10万多出嫁女及其配偶、子女。律所主要负责农村妇女土地权项目的林丽霞回忆，杨志军维权意识之强、坚持时间之久在同类案件中实属罕见。   同年，林丽霞和张伟伟律师来到巴彦淖尔。她们穿过片片麦田，来到杨志军一家租住的平房。这是城里人私下向村集体买地盖起的房子。杨志军在这土生土长，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律师走访了区政府、市政府等，希望协调解决，但迟迟没等到负责官员。   他们在村里看到一些别墅一样的房子，问了是村干部的。又去看了杨志军一家过去住的活动板房，除了床没有更多大件家具，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当年为了女儿体面出嫁，一家三口才租了平房。   回来后律师记录下杨志军所言：一面是失去承包地后不分配宅基地也无生活来源，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本村合法村民，一面是跟村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的各类人反复分配土地，迅速积累起数百万元财富，这一切都是在村民自治的幌子下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为口实完成的。   万丰村所在的临河区城关镇位于巴彦淖尔城郊。临河区为巴彦淖尔主城区，正处黄河“几”字弯左顶端，北上穿越阴山即为绵延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与蒙古国接壤，南下渡过黄河即为鄂尔多斯高原的群山和沙漠。   这里是最后的平原，与巴彦淖尔南部农区的临河、磴口、五原、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宁夏银川周边平原共同组成了中国西部粮仓——河套平原。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河为银川至包头火车中转站，主城区因此兴起，至今车站周边仍有墙砖裸露的家属楼。   万丰村的土地南北贯穿了如今的临河区，其中面积最大的即为北部的第七小组，早年拥有3000多亩土地，是其他小组的2到3倍大。近20余年来，万丰村已有多个小组的土地被全部征用，如今城区中仍有不少新楼盘在建或待售，城中村散布其中。   直至本世纪初城市加速扩容前，这里覆盖着大片的小麦田，居住于此的人们以农为业，河套平原的优质面粉运向各地。 杨志军一家数代在此务农。国家“包产到户”政策推行后，1983年杨志军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承包期一般为15年）中分得了2.2亩土地。   “文革”时期，父亲受牵连入狱，她十五六岁就成了当家人。到该找对象时她25岁，当时已是晚婚。七队（现七组）穷，光棍多，她不想嫁同村人，就经媒人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虽然两人1981年结婚时，穷得连婚礼都办不起，但在当时，嫁城里人是极为荣耀的。   丈夫的父母早亡，在邮电局打临时工，手里没钱，但有个城市户口。邻居就告诉他，队里人都知道，这女子性格暴，厉害。但他不怕，她又不吃人，讲理的，不胡来。   靠种地和打工，两人日子过得还可以，女儿陈丽娜也在婚后两年出生，家里盖起了小平房。春种秋收，寒暑交替，普通农民的生活徐徐展开。   然而，命运的转折早在她结婚那年就埋下了伏笔。   1984年2月，临河县（现临河区）人民政府对城郊的城关、团结和曙光三个乡政府下发通知（下称“46号文件”）。当中写道，由于“我县境内外青年与城郊青年结婚的人数与日俱增”，为城郊几个乡的土地、住房等带来很大负担，要求嫁到外地、外乡的女方户口迁至男方处。但女方与城市户籍人口结婚，可保留户籍。   当时七队离城里最近，走到城市才不到一公里。在城郊养鸡割草，拉到城里卖很方便。那段时期村民陆续看到有外村人来盖房子，后来才发现，“包产到户”后，队长就带头卖地了，一亩卖一两百元。   那年秋收结束，杨志军就听村里人说，上面来人到村里开会了，嫁出去的明年地就不能再种了。杨志军顿时火冒三丈：娶的媳妇都能分上地，嫁同村的也不影响，凭啥抽我们的，其他队也不这样。   她打听到下一次开会在谁家，那天早早来到。但她一进门，队长就说散会。不久又开会，见她来又要散会，她立马把门堵上：“今天谁也不许走，除非把我弄死。”小队长把文件“啪”摔地上：“你要干甚？”   一位村民回忆，那次会议吵得厉害。家里没有聘出去闺女的同意抽地，家里有的就不同意。三次会开完，抽地是板上钉钉了。打那以后，杨志军一直盯着村里哪有人聚集分地。   平原的村庄一眼望到头。一天早上，村民陆续提着米绳往一个方向走。杨志军赶到，众人已拉开绳子，准备重新分地。她心想，你不讲理我也不讲理了，冲上去把米绳拽断。组长喊：这还翻天啊！招手示意村民过来。一番混战，当日地没分成。   其后几日，杨志军都没瞧见有人分地，便问村民。对方答，早就分了。原来那几日，在夜色掩护下，地早已悄悄分完。 02 局外人   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还被打了一顿，怀有三个月身孕的杨志军垮了，保命用药也伤到胎儿。病迟未痊愈，不足一米六的她从110多斤掉到70多斤，吃饭时端不住碗。休养数月体力略恢复，她就让丈夫每天骑车载她到乡镇各级机关。   想着妇联是妇女的娘家，她找到县妇联。主任听了很同情，给县里挂了电话，让她去找人。当时人人能随意出入政府办公室，杨志军找到副县长的牌子，敲门进去。副县长写了个条，让带到乡里找乡长。乡长把条收下，说三天后处理。   三天后，乡长把队里7个出嫁女叫齐开会：第一轮土地已经分下了，不能再打乱，现在先给每个人七分口粮地，到土地再调整的时候，连大人带娃娃一起补齐。   杨志军和同是出嫁女的妹妹杨志芳不同意，觉得熟耕地分完了，就算分点次地也得补齐了，大不了慢慢改造。旁边的出嫁女便揪她袖子，打手势，示意她不要提意见。乡长见状说，那做个表决。结果全场只有杨志军和妹妹没举手。   七分地仅够一家人口粮。一次儿子像往常一样突然抽搐，三五天都没缓过来，医生建议去银川做CT检查。她卖房换了3000元，但从银川回来一周，儿子还是去世了。   得到七分地后，其他出嫁女就不再往政府跑了。杨志军却越按弹得越高，每周跑一趟。   她时常回想起过去。平原地下水位高，春天地里咕噜噜冒水，土壤盐碱化严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改造土地，人工盖土、挖渠。杨志军体力小，背土时别人能装满筐走，她只能装一半。别人干三个小时的活，她得用四五个小时。   “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的汗水，最后我成了没土地的人了。我心里头是最痛苦，最难受，最不能忍受的。”   有时夫妻俩上呼和浩特，一走就是好多天。还没上小学的女儿够不着门锁，就砸烂玻璃钻进家。不会做饭，就把面粉直接扔锅里煮了吃。爸爸回来看到炉里的柴火、半生不熟的面和窗下的烂玻璃，想来至今愧疚。 杨志军逐渐成为村里的异类。在路上碰到相熟小姐妹，人家爱搭不理。开村民会时，二三十人围在院子里，从指手画脚吵到动手推搡。“谁让你嫁汉了？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了？”杨志军不服：“你们哪个是你妈不嫁汉你出生的？”   父母并不支持。母亲埋怨杨志军，你怎么跟你爸一个样子，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父亲主持公道在村里出了名，有困难找他总能解决，即使因伸张正义而遭受十年牢狱之灾，人也没垮。但他对杨志军要地并不表态。   杨志军则坚信总有一天能要到说法。“天阴是一时的，不能年年都没有太阳，我有的是时间。”     03 光杆司令   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开展前夕，临河市（区）于1996年发布的82号文件再次规定，新一轮土地承包期内，已出嫁的如男方是农村户口的，抽回承包地。同队被抽走土地的出嫁女增加到二十多人，承诺的补地也没兑现，出嫁女们的希望彻底落空。   她们深陷贫困。同组的张志花举例，当时丈夫打零工一年赚1000多元，种1.5亩地能收两三千元，二轮承包时地被抽走后，孩子闹病也没钱看。   杨志军夫妇开过收废品铺子，后来丈夫做过装修、栽树、装卸，每次赚三五十，但身体出问题后，再也干不了重活。1998年，为了给女儿凑学费、给父母凑医药费，杨志军用房子换了两万元。   同龄男性村民家庭，四五口人能分七八亩承包地，另外还有每人一亩多的另类地，可以盖店面做生意或出租。杨志军盘算，要是自己和女儿有三亩地，一家人就刚好够吃了，卖一片另类地就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生存压力下，组里十几个出嫁女开始一块上访。杨志军忙于糊口，有时由妹妹杨志芳代跑。但杨志芳发现，领导说话没有人能对付得来，轻易就被打发走。她对同去的上门女婿刘进林说：“还得找我二姐。”   刘进林1984年结婚后跟妻子生活在七队，所以没在老家分到地，但妻子的地在婚后被抽走。一家四口的生活靠他修自行车、妻子卖菜维持，常要借钱应对日常花销。妻子妹妹的地也同样被抽走。妻子不善言辞，刘进林就担起给一家人要地的责任。但经常因为不是本村人而不被认可，连办公室都不给进。   出嫁女们上杨志军家院子里等，希望请她带头维权。但杨志军听说了，便故意很晚才回家。她想起1985年分七分地时，自己好不容易争取领导下来解决，却因人心不齐而功亏一篑。如果大家当时都坚持补齐，也许现在都不用跑了。   女人们候了几天，杨志军终归是心软了，请她们进屋。刘进林在院子里听杨志军讲话条条分明，心想，就得找她：“说话能赶上趟，假如领导问，她能答上来。”后来他成了杨志军最忠实的伙伴。   一行人一层层地跑妇联、农业局、信访局等，对方总让找村里分，但回到村里还是不给，来回折腾。   同行的张瑞琴回忆，当时跑事要花路费，只能每个月省一点、借一点，买上两个馒头就去。但大家不够团结，每次20多人一起去，敢进办公室的只有六七个，大部分人都站得远远的，害怕。 2003年，乡里来人协商，希望给出嫁女每人500元，从此不再上访。杨志军一听就拒绝了，但被姐妹们怪罪丢了机会。杨志军只好去谈，最后涨到2000元，许多人签字收下。此后杨志军与小团体分道扬镳：“两万也不可能把我的终身权益卖了。”   只有刘进林对杨志军说：“二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