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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与服务中心成立五年，郭建梅在马忆南退出后继任新的执行主任。中心的规模和影响力在扩大，但办案所面临的阻力却没有减小。那段时间，中心持续受到失败的冲击，全体状态都很低迷。

郭建梅开始莫名地感到委屈，常常想哭，夜里睡不着，清早不愿醒，疲于面对工作和当事人。可当事人总会找上门来，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扑通一声跪下，眼泪直流。“你就陪着他们哭。他们走了你还哭。”

工作接连不断，郭建梅一面心急如焚，一面力不从心。先是生理期出现异常，后来又在中心五周年的研讨会上，面对着专家、媒体、政府合作方，当众哭了出来。坐在一旁的理事杨大文见状，连忙解释，小郭压力太大了。

事后，郭建梅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去看了心理医生。五百道选择题，她十五分钟勾完，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

郭建梅患抑郁症期间

国外通常设有公益律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配备心理咨询服务，但国内在这方面几乎一片空白，公益律师只能自力更生。有的案子败诉，有的当事人自杀，接二连三的负面情绪缠裹和包围着郭建梅。“我们老是说我们就是垃圾桶，社会的各种垃圾，都往里面装。”

医生建议她休假，暂时远离抑郁和焦虑的源头，杨大文就为她代任了半年执行主任。家人陪着她四处旅游，去杭州、千岛湖、普陀山。

最艰难的日子里，郭建梅还尝试过学佛。

她只身登上峨眉山，从半山腰借了件军大衣，在山上的寺庙里，和比丘尼一道住了十来天。每天四点，她们晨起打坐，吃早斋，上午念经，下午散心，终日茹素。

她问住持，我这是做好事，我这算贪嗔痴吗？

住持向她解释，你帮助弱者，这个工作也算普渡众生。但是你总想做成这件事，总想把所有人都救了，就是贪；你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有怨气，就是嗔；你沉进去了，这个事把你迷进去了，就是痴。

郭建梅从住持的话里寻找到一种平衡点。她决定不再以完美主义要求自己和社会，她开始和自己和解，向社会“有原则地妥协”。下山以后，郭建梅坚持读佛经，以此排遣情绪。马忆南也感觉到，和前几年相比，郭建梅的脾气变好了。

大约在2004年，中心进行了战略目标改革——由法律援助转向公益诉讼。前者通常是为当事人代理个案，只要当事人是弱势群体，基本来者不拒；而后者是有选择地代理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推动法律的不断完善。

2007年，她和同事接手了一个内蒙的案子，28位女性当事人在农村土地赔偿中分文未获。她们请过一个律师，花了十万，遇上过假记者，又被骗走几万。郭建梅的团队接手这个案子后，历经三年，最终翻案，当事人总共获得一千一百万的赔偿款，每人还获赔一套临街二层小洋楼。然而，当郭建梅事后想再联系她们，将成功案例上报宣传时，却意外发现28位当事人齐齐更换联系方式，从此杳无音信。

“她们躲着我们，怕我们要钱。”也许这和此前的受骗经验不无关系，但郭建梅还是想不明白，自己一早就声明了是免费的，难道三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认清彼此吗？

但多数当事人还是会以各种方式向中心表达感激。平日里，中心时常收到各地送来的土特产，包括香油、西瓜、咸鸭蛋。一次，家住河北的当事人专程搭火车，给中心送来了两只鸡。郭建梅找到附近的食堂，给了一块钱请后厨帮忙剁开，给大伙分了分，各自拎回家去。

2010年，中心因“新陈代谢”被撤出北大，不得不再度“流浪”。郭建梅重新设立了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和千千律师事务所。原本她有过开发商业律师项目的设想，以便律所能够自己“造血”，但商业和公益到底很难兼容，最终也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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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最近在写一本回忆录。她回望过去，拟将这本书取名为“欢乐悲歌”。 

几十年中，郭建梅拿过很多国际荣誉，但相比于报道寥寥的2019年诺贝尔替代奖，大家却可能更容易回想起十年前芬必得邀请她以公益律师身份拍摄的广告。

工作之余，她学油画、读传记，已经不再像大学那样写诗，但会在女儿刘雨霖的电影作品上映时，写一封长长的信。郭建梅很少在家庭中分享自己的工作，不过家人之间总会彼此影响，丈夫刘震云就曾参照郭建梅的一位当事人创作了《我不是潘金莲》。2016年电影上映时，郭建梅和同事一起去看，她觉得“真实，但真实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