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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穿越茫茫黑夜

  • 分类: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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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04-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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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穿越茫茫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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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江佳明 娄佳璐 张雯一 宋汶瑾

编辑王雅淇

来源|此间INSIDEPKU

 

小编注

 

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创立开始直到现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及其后继者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已经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和NGO建设等方面走过了25个年头,提供无偿法律咨询12万余次,办理典型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案件4000余起,举办各类性别平等和公益法律培训研讨会250余场,组织各类法律服务进社区、下农村、入校园活动300余场……

 

今天的文章,带您走近千千创始人郭建梅律师,听听她的故事,看看她的坚守,以及“用爱心书写公益人生 用法律构建性别平等”机构宗旨背后的一路征程。

 

1

 

1985年,二十五岁的郭建梅坐在司法部研究室,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是她的本科年级主任王德意。她说,小郭,我调去了全国妇联任书记处书记,预备成立一个法律顾问处,你也过来吧

 

王德意原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婚姻法,是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导师。郭建梅是文革束后的第三批大学生,一路从农村考来北京。上学时,她拿国家的补助,总觉得自己土气,常常一个人“溜墙边”。

 

当时,十年文革刚刚收场,法学仅初具规模,郭建梅常泡在图书馆,学习十分用功。大三时,班里的支部委员找到她,说她老实忠厚,根正苗红,有潜力成为党员。郭建梅积极递交入党材料,但最后被年龄更大的同学排在了前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曾是她的同班同学,在马忆南的回忆中,郭建梅“受到的一直是传统的主流的影响,也一直积极向主流靠拢”。 

 

毕业时,改革开放新潮初起,法律人才稀缺,郭建梅满心想着进机关做研究,坐进了司法部研究室。但一切都令她大失所望。

 

两个上了年纪的领导坐在办公室里,一个处长,一个副处长,每天来了,就是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郭建梅的工作变成了替老领导代笔,撰写公文,“小郭你来写一下”的呼声此起彼伏,填满琐碎的时间。日子一天天耗过去,“黑压压的一堆人拘在黑压压的一栋楼里”,郭建梅透过领导们口中吞吐的云雾,影影绰绰地洞见自己未来的某种悲剧——三五十年后的老太太,一辈子困囿其间,活在敝旧的日光里,到老来一事无成。

 

她渴求改变。

 

王德意的电话成了从天而降的稻草,郭建梅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起初,司法部不肯放人,王德意便从中斡旋,把郭建梅调到了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工作。王德意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主抓妇女权益,而后不久,她参与牵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郭建梅也加入其中,一同前来的还有时在北大任教的马忆南。

 

她们随专家赴全国各地调研,去往各个城市,下到田间地头,系统性地认识到女性普遍的不公处境。在一些西南山区,郭建梅亲眼看见挺着老大肚子的女人在田里挑水,还有的女人子宫脱垂,没钱做手术,就拿根吊带勒起来。一路上,她见到许多失学女童,原因几乎都是把钱供给了家里要上学的哥哥弟弟。

 

但这些场景,她并不陌生。

 

郭建梅在北大

 

建梅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乡村,男尊女卑的风气因袭已久,钳制着村中的女性。她打小有个玩伴,村里人都叫她“辫子”,因为是个女孩,早早地辍了学,每天背起箩筐割草喂羊。某天深夜,郭建梅和母亲躺在院里的凉席上,在四下的寂静中,隔壁的辫子家突然传出男人暴烈地用棍子抽击的声音和女人尖锐的哭喊。响声传遍了整个村子,但无人敢出头。后来,声息渐渐弱下去,只剩下小孩幽幽的哭声。过了三四天,郭建梅得知,辫子的妈妈死了。

 

而在郭建梅家,奶奶由于畏惧爷爷的殴打,饿死在卖馍的路上;姥姥因为只生了两个女儿被丈夫休弃,跟着小姨一家迁去了北京通州,改嫁给一个自来水厂拧螺丝的老工人,住在三里河的排子房。

 

郭建梅两岁那年,由于她的两个姐姐此前接连去世,母亲担心家里风水出了问题,将她送到了姥姥家。白天,姥姥帮人照看孩子,晚上,她带郭建梅出去捡垃圾。她们顺着马路,捡纸、破布、瓶子、烟盒,不一而足。姥姥缠过足,身材矮小,高高的路灯却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郭建梅跟在后面,两手泥黑,把垃圾捡回家,装进门前走廊里的三个大竹篓。篓子装满后,姥姥推一辆小板车,拉到月坛北街后面的废品收购站,一路上车轮咕噜噜地响。

 

母亲偶尔会搭铁皮车来北京看她。某个大雨倾盆的深夜,郭建梅听到敲门声,打开门看到浑身湿透的母亲,怀里揣着从家里带的杏子。母亲工作忙,每次来的时间很短,郭建梅有时会认生,但母亲回去后,郭建梅又常常想她。姥姥这时候便会拉起她的小手,说带她去接妈妈。两个人出门向前一直走,走到十三路车的站牌,看红色的公交车停了又走。妈妈当然是不会出现的,但姥姥总会给她买一根冰棍,三分钱或者五分钱。

 

郭建梅长到八岁半,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被迫返乡。临别前,姥姥姥爷带着郭建梅去照相,为了拍照,姥姥翻遍了衣柜,找出一件郭建梅小姨送给自己的旧衣服穿在身上。姥姥舍不得她走,哭得很伤心,郭建梅暗暗立誓,将来一定要回到北京。

 

郭建梅和姥姥姥爷/摄于儿时搬离北京前

 

父母是乡村教师,工作常常调动,当时安身在一个叫做尚刘庄的村子里,一家人便住在当地的中心小学。下雨的时候,水总是从屋顶的缝隙漏进来,地上摆满接水的水盆,人要缩进角落。

 

由于上学晚,郭建梅开始跳级,可因为没有基础,学得十分吃力。晚上回家,母亲常给她“开小灶”,房里点着煤油灯,黑烟直冒。母亲批改作业,她背东西练大字,第二天醒来,满脸都糊上了煤油灯飘的烟,拿手一揩脏兮兮的。如此到初中,郭建梅的成绩才有了起色。

 

中学时,郭建梅一家搬到了牛屯公社,人们常在晚上拿着木板凳和旧报纸前往露天电影院,围坐在地上。那时放映最多的电影是《小兵张嘎》和《地道战》,但郭建梅印象最深的却是一部名为《流浪者》的印度电影。她记得辩护人在黑白荧幕上走来走去,“特别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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