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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经典案例

留守女童们的噩梦

留守女童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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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人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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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04-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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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张某,男,1952年出生,汉族,中专毕业,河南省平顶山市A县A镇A村A小学教师。2005年8月,张某在任教A县A镇B小学时,在图书馆内,趁该校四年级女生13岁的聂某某整理图书之机对聂某实施了猥亵,后学校领导出面协调,由张某儿子赔偿受害人3万元“私了”。不久,张某因此事被调离B小学,调入了A小学任教。由于A小学地处偏僻,平时只有包括张某在内的两个老师轮流任教,且经常一个人值班。到A小学任教后,张某仍然恶习不改。至2008年1月案发为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张某以检查、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为由,强制猥亵、强奸该校一、二年级全部6名女生(最大的8周岁,最小的5周岁)。张某强奸每个幼女的次数少则3次,多达8次,猥亵受害幼女的次数则不计其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还威胁受害人:“如果你敢回家对父母说,我就掐死你,要你的小命!”2008年7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张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只分别支持了每名被害幼女医疗费、交通费和护理费约1000元人民币。后受害幼女李某等5人以A小学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A小学承担因其监管不严、用人不当等严重过错而致使张某多次实施性侵多名被害幼女的民事赔偿责任。2009年7月23日,A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李某等人诉求。李某等人不服,依法提起上诉。后在法院调解下,李某等人每人拿到2万元的赔偿金后撤回了上诉。

一、案情回顾

河南省A县A镇地处豫南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大部分农民仍过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耕生活,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村里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

2007年12月27日晚上,村民孙某正在做家务,在A小学读一年级的小女儿来到他面前,皱起眉头,欲言又止。他问女儿是不是病了?女儿指着自己的下身说:“我尿尿时痛得受不了!”孙某拉开女儿的棉裤,发现女儿的外阴鲜红充血,好像是得了很重的炎症。“快告诉爸爸,是谁把你弄成这样了?还是你自己弄破的?”孩子一副害怕的样子,任凭孙某怎么问也不肯说了。

孙某只好打电话让妻子回家。孙妻回家后一看女儿的下身,立刻断定女儿“出事了”。可平时与妈妈无话不谈的女儿此时却一反常态,两眼含泪,一声不吭。在夫妻俩的再三询问下,孩子才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上星期三早上,数学老师张某爬在窗户上喊她,叫她去办公室,关上门就脱她的裤子,她拽着裤子不让脱,但力气太小,最后还是让张老师得逞了,事后张某警告她:“不许对人说,要不然我就打你了!”打那以后,孩子就痛开了。第二天早上和第三天中午,张某又以讲数学题和检查作业为名,两次将其骗到办公室实施强奸[1]。听完后,孙某夫妇又气又恨,立即将孩子带到县人民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处女膜陈旧性裂伤。孙妻气得几乎当场晕倒,她强忍着愤怒,让医生出具了孩子的诊断证明。离开医院后,孙某夫妇立即找到张某住处,当面诘问张某为何行此禽兽行为。张某一脸无辜地说:“一个小孩子的话你也相信?我是老师,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孙某气得抓住张某想要跟他拼命,被妻子拉住了。

当天晚上,夫妻俩商量着决定让孙某暗访收集证据,等证据收集好了,再向公安局报案。他们从女儿的陈述中,了解到还有另外几个孩子也遭受了跟女儿一样的命运。他们想假如是真的,那就和其他受害人的家长联合起来,一起找张某算账,让张某无从抵赖。

孙某首先找到女儿的同班同学余某的父母,但余某父母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不可能!这种事情怎么能乱说呢?传出去会坏了娃们的名誉的。”孙某又找到了另外一位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这位家长虽然态度好些,但也不愿意追究这件事。孙某没有灰心,第三天晚上又带着妻子来到女儿同班同学李某的家。他们没有直接找孩子父母,而是敲开了孩子爷爷的家门,因为孙某知道,李某的爷爷是退伍军人,早年还做过村干部,遇事比较有主见。果然,当孙某说明来意后,李某的爷爷感到事情重大,把孙某夫妇带到了儿子家,将睡梦中的孙女叫醒。李某于是说出了自己多次被张某奸淫和猥亵的事实。李父勃然大怒,抄起菜刀就要找张某拼命,被父亲和孙某劝阻住。李某家介入后,暗访取证和联络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事件真相也更加完整:从2007年秋天开始,张某利用其教师身份,经常以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为由,在其办公室内,先后将该校一二年级全部六名女学生(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五岁)强奸和强制猥亵。张某强奸每个幼女的次数少则3次,多达8次,猥亵受害人的次数已不计其数。事后,张某还威胁受害幼女:“如果你敢回家对父母说,我就掐死你,要你的小命!”

2008年1月2日,受害人孙某伤情严重(处女膜裂伤并发炎症)到难以行走的地步,在梦中哭喊:“老师,俺不要,俺害怕!”其母报警,这些受害幼女的噩梦才宣告终止。其后的几天,又有李某等五名幼女向警方报案,指控张某对她们实施了强奸和猥亵行为。

家长们也找了A小学校长,校长不仅未检讨自己的过失,反而希望家长们息事宁人:“你们还小,将来你们长大了,还要生娃娃的。”

2008年1月6日,六名家长联名控告张某。同日,张某因涉嫌强奸犯罪被A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于29日被执行逮捕。2008年3月1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张某涉嫌强奸、强制猥亵儿童罪向A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二、办案经过

(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

2008年3月21日,受害人李某的父亲找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千千律所的前身),希望中心能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在这之前,曾有假律师和假记者声称能替他们出头,结果却骗走了他们几千块钱。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中心两位代理律师先后两次赶赴案发地做调查取证、代理出庭和行政协调等工作。就法院管辖问题[2],中心代理律师认为,本案涉及儿童权益保护,张某涉嫌多罪,受害人数众多且年幼,民愤极大,且张某犯罪时间长,次数多,后果极其严重,依法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本案依法应由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审理。2008年5月16日,代理律师以机构名义分别致函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A县政法委、A县人民检察院和A县人民法院等相关机构。代理律师变更管辖的意见得到了重视。2008年6月20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涉嫌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依法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平顶山中级法院定于2008年7月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在是否让小孩出庭当庭指证的问题上[3],家长们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说孩子已经够惨了,就别让她们去“过堂”了,以免吓住孩子;有的说女孩子将来要出嫁的,事情闹大了,会损害孩子们的名誉。李某的父亲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本案公安机关没有提取到张某强奸孩子留下的精液,孩子们的证言也不是很稳定,如果张某当庭翻供,就会给定案造成困难。我的意见是5个孩子[4]全部出庭作证,一定要把张某这个混蛋送进大牢!”其他家长几经权衡,最终都同意了李某父亲的意见。

2008年7月4日,5个受害幼女在家长的陪同下一同出现在法庭上。庭审中,被告人张某果然翻供,辩称自己从来就没有强奸过任何一个女学生,以前的供述都是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致,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5个孩子联合起来诬陷他,强烈要求法院恢复自己的名誉。

针对张某的卑劣行径,5名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再次当庭陈述发生在她们身上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一个孩子还没开口就已经哇哇大哭:“我看到张老师在瞪我。”在法官的哄劝下,孩子们讲完了她们的经历,所有人都陈述,期间受到过张老师的威胁:要是告诉别人就要被打。随同代理律师前往的心理辅导师就等在庭外,孩子们一出法庭,当即对这些孩子进行了及时的心理辅导,以帮助她们平复情绪。面对孩子们当庭的泣血控诉,被告人张某终于低头认罪。事后,据承办法官介绍,如此幼小的孩子同时出庭指证疑犯,这在该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8年7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本案刑事附带民事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使用欺骗、威胁手段,多次对多名幼女实施奸淫、猥亵,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罪名成立,且被告人张某身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据此,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5]

对于孙某等5名被害幼女的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因为被告人张某的犯罪行为而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依法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一审法院判决只支持了孙某等被害幼女部分交通费、医疗费和误工费,平均每人约1000元。

后经法院协调,被告人张某家属表示愿意赔偿5个孩子每人4000元共计2万元。

(二)状告A小学的民事赔偿诉讼

李某等受害幼女的后期心理治疗远比身体治疗漫长而艰难,由于诉讼中只获得了一点点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一点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家长们心里始终难以平衡,他们苦恼着,孩子们未来巨额的心理治疗费用该如何解决。

此时,家长们得到一个消息:罪犯张某曾有类似的犯罪前科。原来早在2005年张某在B小学任教时,有一次在图书馆内,张某趁该校四年级女生13岁的聂某某整理图书之机对聂某某实施了强制猥亵。事情发生后,被害人聂某某家人找到B小学校长王某,向其反映了事情经过,并提出要控告张某。王某当即将情况向中心校校长黄某进行了汇报。同时,被害人聂某某的家属也到黄某办公室向其反映情况。黄某要求王某调查落实后再进行处理。王某在调查落实张某的犯罪事实后,不是积极履行其校长职责,对张某做出相应处理,而是参与了张某家人和被害人聂某某家人之间的私了调解工作。最终由张某的儿子赔偿受害人聂某某3万元“私了”。就这样,张某未因此收到任何处罚。而黄某在明知张某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仍然于2006年研究决定后将张某调到A小学继续担任教师。

家长们认为,正是王某、黄某等人的失职、渎职行为,导致张某在性侵聂某某之后,得以继续利用其教师身份之便,对A小学的六名幼女进行多次奸淫和猥亵,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6名家长联名控告,要求追究王某、黄某等人包庇罪及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责任。2008年10月29日,A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和黄某犯玩忽职守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同时,A县纪律监察委员会做出了对王某和黄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A县监察局做出了撤销王某和黄某行政职务的决定,A县教育体育局免去了李某A小学校长的职务。

本案中,A小学存在明显的监管不严、用人不当过错,在中心代理律师的帮助下,2008年12月5日,受害幼女李某等4人以A小学为被告,向A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A小学承担李某等4名原告交通费、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赔偿抚慰金在内的损失共计253000元。

2009年4月22日,本案在A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代理律师认为原告的主张理应得到法院支持,对于张某在A小学实施的犯罪行为,被告A小学存在明显的过错责任,理由如下:

1、张某的犯罪行为,不仅给本案原告李某等受害幼女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也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伤害的程度会愈加严重,将会影响到她们的家庭、婚姻、工作、交友等各个方面。

2、张某得以在学校实施犯罪,被告A小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张某任教的学校在明知其有犯罪前科的情况下,仍将其调入A小学继续任教,且该校只有两位老师,给其再次犯罪提供了极大便利,致使该校六名女生无一幸免,全部被张某强奸、强制猥亵,校方存在明显的监管不善,存在严重的用人不当、监管不严的过错。

其二,张某利用教师身份,以检查、批改作业为由实施犯罪,而且其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均发生在学校的教师办公室内,又都在学校正常的教学时间内,应属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校方存在明显的疏于管理、监管不严过错。

其三,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管理规程》第三十六条规定:“小学要加强教师队伍管理,要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敬业精神。”学校应当对教师进行德师风教育,积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采取必要手段培养教师的健康心理,校方在明知张某有犯罪前科的前提下对其疏于教育监管,任凭张某淫念泛滥,校方的不闻不问等于对犯罪的纵容,过错无可逃避。

3、原告在上学期间遭受侵害,被告A小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学校对在校学生应该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学生遭受性骚扰等危险,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安全健康的教育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这些是我国基本法对学校职责、义务的强制性规定。

小学本应是原告接受基础教育、认知社会的初级环节,但是由于被告学校缺乏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未尽到其职责范围内的保护义务,致使犯罪人有机可趁,造成了未成年人无法挽回的物质损害和精神创伤,被告学校应依法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关于被告A小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中国于1989年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作为该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被告A小学应对张某利用教师工作便利、利用学校教学资源对原告实施性侵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依法承担用人不当、疏于管理和监管不严等过错责任,依法应当向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A县人民法院有权受理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中所述的“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不适用于本案,理由如下:

(1)本案并不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而是单独起诉负有监管义务的学校,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民事诉讼,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在此并不适用;

(2)本案的被告是学校,而不是原刑事案件中的刑事被告;

(3)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不是单独提起的,原告的诉求还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即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和误工费等费用。

本案不属于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所规定不予受理的情形,A县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审理本案。

被告方A小学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依据,认为法院不应该受理本案。

2009年7月23日,A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李某等四名原告的诉讼请求。李某等三人(其中一名受害幼女因负担不起上诉费而选择退出)不服,依法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二审法院积极出面协调,最后由A镇党委和政府向3名被害幼女每人拨付2万元,用作对被害幼女的精神安慰和经济补偿。后李某等三人撤回了上诉。

三、社会影响

张某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也玷污了人民教师这一神圣职业。本案中,被张某强奸、猥亵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且都年幼,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愤。案件经A县媒体报道后,闻者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对张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甚至连张某的家属都怒骂“该一刀一刀割了他!”随着更多媒体的介入和深入报道,本案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问题的强烈关注。

★ 为什么这么小的女孩受到这等伤害,都没有精神损失赔偿费,而且只是区区10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费,法院都不能支持!前不久,一条狗死了,法院还判被告负责赔偿当事人经济损失2000元,精神损失1000元,5岁女孩被人强奸了一年时间,难道都没有精神损害?——新浪网友

★ 父母们,只知道出外打工挣钱养家,将孩子让(自己的)父母带,可是爷爷奶奶能有那么细心来和孙女沟通吗?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女孩在外受的委屈,回来和谁说?案发一年时间,就没有一位家长发现孙女有异常,不是一位母亲发现女儿有异常,这个禽兽还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们家长报案,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审判时间又拖了一年,这都是什么效率?一年的时间,让家长和孩子等了一年,都等不到个说法,这该是谁的责任?——搜狐网友

★ 在这之前,张某在A县A镇B村小学任教时,就曾猥亵过一名十三岁的女生。这种人在发现本该清除出老师队伍,怎么能换个地方继续任教?——腾讯网友

★ 对留守女童、未成年女童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保护措施,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在这些方面深入调研,制定更加完善的规范体系。——新浪网友

★ “一个母亲能胜过一百个教师,一个父亲能胜过一百个校长。”留守儿童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只有我们携起手来,尽到共同的社会责任,他们的明天才会灿烂。——新浪网友

★ 我国对性侵害案件的受害人保护力度还是不够的。波兰于2010年颁布了一条法律条文,规定触犯强奸罪及恋童罪的人(男性)将必须被予以阉割,这项法规适用于那些强奸儿童及直系亲属的罪犯。——搜狐网友

★ 学校教师、家庭教师,首先应该是品德公正,其次才讲学识学养,家长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要多多观察,没有选择权限的话,也要有从品行上保护孩子的意识。——新浪微博博友

★ 虽然张某被检察院提起公诉,但其恶劣行径不仅使得这些花季女孩失去了宝贵的童贞,给她们身心留下永远抹不去的裂痕,其损害是终生性的、无法弥补的,也是难以预测的。张某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及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精神和名誉损失,还给社会、学校、教师形象带来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腾讯微博博友

    当儿童连老师都无法信任,当学校都不能为儿童提供有效的保护,此时,国家是否更应该高度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如何更好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如何为儿童健康成长创建一个更好的内外部环境,这将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话题。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考虑从基本的社会结构要素之一——学校开始,对儿童构建起全面的保护体系。

四、本案思考

本案是农村留守儿童遭老师性侵害的典型案例,受害幼女人数之多,年龄之小,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影响之巨大,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师源性性侵案件的深刻反思。对农村留守儿童单独个体的关注,需要同时扩展到对庞大流动人群的人文和制度关怀,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既需要国家层面法律和制度的关爱和保护,也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6]

(一)本案凸现现行法律的制度性缺陷

1、性侵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张某的犯罪行为给受害幼女及其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名誉损失。不仅使这些花季女孩失去了宝贵的贞洁,还给她们的身心留下永远抹不去的裂痕,其损害后果是终生性的、无法弥补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未赋予受害人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这对于遭受性侵的受害幼女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每个被害幼女能看得见的直接的物质损失只有几百上千元,但因为性侵带给她们的精神损害却是无法估价的。通过试验性诉讼,我们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完善,这是我们代理本案的初衷之一,也是本案后续所采取行动的重要内容[7]

本案办理过程中,代理律师借助机构的声望和资源,取得了心理学专家的支持,给主审法官提供了关于性侵害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专家意见,同时结合本案受害人年幼、人多、持续时间长等特殊性,不仅在法庭上进行了充分的事实和法理阐释,也积极进行了多方协调,最终使得案件刑事判决方面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

在民事赔偿项目和赔偿额度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本案主审法官为此积极做了被告人家属的工作,为5个受害人共争得了2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虽然2万元不足以抚慰受害人及其家属所受到的创伤,但是在贫困山区,这已经是被告人家属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在这微薄的抚慰金中,饱含承办人的一腔热血、追求公正的执着和对法律完善的向往——以变通的方式突破了现行法律中不合理的掣肘。而受害人家属由于证据意识淡薄和医院拒绝出具发票,致使医疗费收据不全,对于无法证明的差额,法官在庭上取得了被告人的认可,也全部支持了,这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中是比较罕见的。

2、“师源性”性侵害的制度缺失

除了前文所述障碍,教育部2002年颁布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也成了被害儿童追究学校法律责任的另一障碍。根据该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法律角度分析,学校的责任应如何认定,似乎又变得很难分辨。司法实践中,正是该免责性条款,使得受害人追究学校的过错责任面临着另一障碍,而现有的司法判决对学校责任的认定也大相径庭[8]

本案中,罪犯张某猝死看守所后,赔偿部分无人承担,也无法执行。如果在其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法院能判决学校承担其相应的过错责任,既有法律依据,也能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受害人也更加公平一些。有些受害幼女家长表示,如果知道历经千辛万苦只能拿到几千元的民事赔偿,当初或许就不告了,而会像聂某某父母一样,选择“私了”解决。这种无奈言语背后透视更多的是他们的辛酸和眼泪!

留守儿童的家长出于生计被迫外出打工挣钱,家庭的经济能力相当有限,哪怕多增加一千元的赔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数额,或许这足以维持他们数十日的家庭开销,四千元的边际效应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和安全保护工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而其留在原籍的未成年子女则形成了广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根据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调查显示,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有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特征,而且他们的生活、学习状况也与其他儿童有显著的区别,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9]

本案中,受害儿童绝大部分是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平时由爷爷奶奶抚养照顾,学校成为他们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而本案校方在教师德育、未成年人安全保护方面显然存在明显的过错责任。究其源头,校方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特征、心理特点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识到学校在关爱和保护这些学龄留守儿童方面的义务和责任,他们理应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责任的补充之所。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学校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道德教育。其中,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留守儿童所在学校,不能因为学生人数少、教师人数少,就忽视了这项工作,否则在职责范围内理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事故发生。这些是我国基本法律对学校职责、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小学是学生接受基础教育、认知社会的初级环节,学校要有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和措施,尽到职责范围内的保护义务。

(三)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预防性侵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频遭性侵的案件不断被媒体曝光,但很多受害儿童事后不敢说,有时即使跟家人说了,家长为了顾及名声,也大多选择沉默,或者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报案,也不起诉。一方面,它纵容了犯罪,使得加害人继续逍遥法外,甚至变本加厉,这是农村留守儿童性侵案件大多持续时间长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山里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孩子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辈的人),带孩子看病大多没有主动索要票据的意识,以致于法院判决时,相关证据只有一张医院的发票,票面金额只有80多元,交通票保留的也很少,这给民事赔偿数额的认定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同时由于被害人家属未能及时有效地保存相关证据,给刑事案件的追诉也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有鉴于此,有专家建议,应当由政府牵头增设“留守儿童之家”等社会机构,加大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社区和学校等相关组织部门应该对留守儿童监护人进行相关的培训,并充分利用教学资源,鼓励教师担负起留守儿童临时监护人的职责,多关心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

可喜的是,国家正在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力度。2012年,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以会议形式要求加大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力度,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以社区、学校或其他人员监护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儿童权利保护监护制度。

(四)庭审中的角色错位困惑

    本案中,法庭审理时出现了一定的角色错位,本该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责的公诉人,出于相关原因在庭审中却羞于启齿,当庭审调查出现僵局时,平时很少给予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就刑事部分表达意见机会的主审法官无奈之下表示代理人也可以发问。这就使得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代理律师通过庭前认真阅卷、取证,利用涉嫌包庇罪的原教委办公室主任黄某在答记者问时关于从快、从重惩处张某的表态,最终撬开了张某的嘴,击破了张某的心理防线,张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尽管客观效果是好的,但是这种角色错位本不应该出现,司法实践中,如何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是全体法律人都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

(五)利用行政资源功效明显

除了上述4封公函以外,在本案的管辖权改变之后,代理人又写了4封公函,分别递交给某市政法委书记、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妇儿工委和妇联领导。在每封公函的后面,附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和媒体搜集的12个与本案案情类似而判处死刑的判例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性侵害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公函对于案件的依法公正地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法律援助为边远山区贫困农民所急需

在中心受理本案之前,受害幼女李某之父曾受当地“律师”和“记者”欺骗,花费五千余元打官司,但没有任何结果。他深有感触地说:遇到你们这些好心人,我们真是幸运!之前委托的“律师”和“记者”拿了钱也不办事,你们办了事却不要钱。受害人家长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通过本案,我们也深刻感受到,没有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这些边远山区的贫困农民将要面临更多的挣扎和彷徨,或许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此问题上可以加大更多的投入,真正急百姓之所需。

(七)心理疏导帮助受害幼女走上康复之路

性侵害事件对儿童的心理功能会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文献报道的症状有:愤怒、焦虑、抑郁、恐惧、孤独、低自尊、创伤后应激障碍、人际关系困难、自杀倾向、性问题(如性早熟、性攻击等)、羞耻、学业成绩差、信任困难、饮食障碍、酒精和其他物质滥用障碍、各种人格障碍等。本案的受害幼女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尤其是孙某经常哭泣,做恶梦,不愿上学。代理人为她们寻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医师的帮助,却适逢医师忙于接诊汶川地震灾民,无暇旁顾。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专家与代理人同行,在与5名受害幼女相处的2天中,心理专家给了她们巨大的心理辅导帮助,并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1]刘改华:《六留守女童永斗色狼 透露教师惊天兽行》,《农家女》2010年第5期。

[2]起初,本案由A县检察院向A县法院提起公诉,并传出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的消息,受害人家属非常着急,当地村民几百人联名写信给A县法院要求重判张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编者注:通常情况下,涉嫌儿童性侵的案件,原则上是不应该让这些受害儿童再次出庭作证的,以避免他们幼小的心灵遭受更多的二次伤害,使其终生都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4]另一个受害幼女的家属没有参与诉讼。

[5]宣判后不久,罪犯张某还来不及押赴监狱服刑,即猝死在看守所。

[6]为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加强对儿童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形成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2013年8月中旬,由全国妇联牵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约100家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媒体单位、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守护童年”公益行动正式启动。该行动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将配合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凝聚社会力量和资源,探索建立便于社会各界参与的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平台,不断促进优化儿童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特别是母亲、家庭对儿童的保护意识以及儿童自身的防范意识,积极营造关心儿童、爱护儿童、保护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该行动将主要聚焦预防儿童被虐待和性侵,主要服务对象为母亲、家庭和儿童,重点关注女童以及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并依托、整合现有资源,设立了宣传倡导、医疗援助、心理援助、紧急救助、法律援助、志愿者6个工作小组,搭建广泛的便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儿童权益保护网络平台。主要活动包括:通过调研、研讨、办案等活动,适时提出有关完善儿童保护及权益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议;利用多种方式,向家庭特别是母亲和儿童传播预防儿童受伤害相关知识;开通援助热线,重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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