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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25日,“问题与对策:性别暴力研讨会”综述(上)

日期:2018年11月28日 11:47

 

上篇——儿童性侵防治主题篇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曝光,一些针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犯等暴力案件不断浮出水面,在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巨大身心伤害的同时,也在一次次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影响极其恶劣。为迎接第19个“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的到来,也为对性别暴力相关问题做一梳理和分享,探讨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24日-25日在北京共同举办了“问题与对策:性别暴力研讨会”,关注此类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妇女组织、公益机构、媒体人士和执业律师共8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第一天聚焦女童性侵议题,主要探讨农村留守儿童身份认定、幼女年龄认定、办案策略、家庭成员性侵儿童保护救助、女童性安全保护、精神康复费、后续治疗与司法鉴定、性侵对未成年人的长期影响、国际共识与行动等问题及其对策。会议第二天则聚焦反家庭暴力议题,主要从法律、心理、社工、教育、媒体、域外经验、国际承诺等方面探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守护天使”志愿律师团队成立5年来所做的工作:举办了10余期“守护天使”律师实务交流培训研讨会,涉及各地律师400余人次;通过跨区域、联动性、规模化的办案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办理了典型案件10余起,包括河南桐柏20名小学幼女遭教学点老师性侵案、宁夏灵武12名学龄前女童遭教学点老师性侵案、河南平顶山“小草莓”遭幼儿园园长丈夫性侵案、福建政和县六个月大女婴遭远房堂叔性侵案、广西钦州留守女童小晴被性侵案等;通过办案、研讨、调研、递交立法建议书等方式,与其他相关组织机构一起共同推进涉性侵儿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和完善(如推动取消嫖宿幼女罪,推动猥亵罪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及加重处罚兜底条款的出台,推动校园性骚扰/性侵犯防范机制的出台,加大对被性侵儿童保护力度的建议等);依托律师志愿团,在各地开展10余场“法律服务进校园 我的身体我做主”公益普法宣教活动,受益儿童400余人;编写《性侵犯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手册导读》。

 

 

妇女儿童维权专家、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特聘专家、原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张倩女士做了“从个案梳理 看四部委意见在儿童性侵司法保护中的落实盲区”的主题发言。张倩老师以2013年10月23日两高两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为蓝本,通过对自己近年来所跟踪报道过的(或团队承办过的)相关典型性侵儿童案件的深入挖掘,从留守儿童身份的认定、幼女年龄的认定、二次伤害禁令的被无视、精神康复诉求的屡被驳回、定罪量刑门槛的抬高等五个方面入手,详细梳理了《意见》的相关条文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正处于被悬空,存在着诸多盲区,呼吁相关各方对发现的问题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以真正体现对儿童权利的切实保护。

 

 

湖南大相正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守护天使”志愿律师团队成员黄思敏从律师办理儿童性侵案件的视角,做了“儿童权利之性侵个案的司法经验与策略”的主题发言。黄律师结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保护四项核心原则(无歧视、儿童最大利益、尊重儿童基本权利与尊严、尊重儿童观点),并根据自己参与办理相关典型案件的亲身体会,从立案前、立案、立案后、诉讼中不同办案阶段出发,详细介绍了办理个案当中自己的经验和策略,如扩大赔偿范围,化精神赔偿为康复费用,避免二次伤害,专家意见书,与媒体的合作,刑事控告,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行政追责辅助主诉讼,自媒体传播,律师团的协作等,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困惑,如受害儿童是否真的受益,男童被性侵的问题容易被忽视,二次伤害无处不在。

 

互动阶段,与会人员相继就办理性侵儿童案件提级审、心理辅导干预与费用、适当关注被告人家属、收集汇总相关个案证据通过两会代表递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个案监督机制、建立心理评估专家库、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心理)康复治疗费的底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探讨。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诉讼部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律师以“家庭成员性侵儿童案件保护救助的难点问题分析”为题,详细探讨了家庭成员性侵儿童案件的现状(比例较高、基数较大、不容忽视)、家庭成员性侵儿童案件的特征(性侵时间长、案件隐蔽性强、后果严重、进入刑事立案程序难度大、被性侵儿童安置救助难度大)以及预防家庭成员性侵儿童的对策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加强撤销监护权后未成年人权益后续保障)。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张荣丽老师做了“女童性安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主题发言。据张老师介绍,根据公开可查的数据,2013年至2015年3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7610件,判处6620人,因强奸成年女性和强奸未成年女性的数据混在一起,无法辨识,女童遭受性侵害问题的现状可见一斑。在保护女童性安全的法律及实践发展方面,除了四部委《意见》,张荣丽老师还分享了青岛多机构合作保护模式,以及自2016年以来,浙江慈溪、上海闵行、江苏淮阴三地先后启动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探索和试行经验。在女童性安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上,张老师将其归纳为缺乏专项立法、缺乏专门处理程序、性教育欠缺导致女童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对教育工作人员的性犯罪记录未全面考察、对受性侵害女童的救助保护不到位等方面,并提出应当制定国家层面的性侵害防治专项立法,在刑法中单独规定性侵害女童的条款,建立完善的女童受害人救助保护机制和有效的儿童性侵害事前预防机制等有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副会长、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原技术局法医处处长何颂跃博士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康复治疗相关医疗费问题进行了专业分享。何博士介绍,两高两部《意见》中提及的康复治疗费用范围很广,不单纯是精神康复费用,而是整个康复治疗费用,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性侵给受害者所造成的伤害类型一般分为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精神伤害会导致心理障碍,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等精神障碍性疾病。对于非接触性伤害(如网络视频),主要是心理性干预问题;对于接触性伤害,应该心理性干预与疾病性治疗相结合。性侵受害者后续治疗通常分为精神治疗和躯体治疗,精神治疗包括心理干预和辅导与精神障碍药物治疗,躯体治疗则包括皮肤软组织、器官、骨骼损伤性治疗、妊娠相关性治疗和传染性疾病治疗。何博士建议,在今后代理性侵儿童案件时,要引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概念,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有的是急性的,有的是慢性的,慢性的应该给予心理、药物上的干预治疗。不是作为社会性群像,单纯从社会面角度评价,而是作为医学专业上的评价,这种康复治疗费用的评价意见,法院进行证据审查的时候,在法庭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最后,何博士建议,今后遇到类似案件,可以先举办一个专家讨论会,把证据问题、鉴定问题和其他社会保护问题,都进行深入讨论,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后,再进入诉讼,这样的实际办案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中国心理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委会EMDR创伤心理治疗学组骨干成员、春风网(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创始人隋双戈博士做了“身创有限,心伤无边:性侵对未成年人的长期影响”的科普式分享专业主题发言。通过最简单的图片和文字,隋博士向参会人员科普了隔离、丘脑、杏仁核、垂体、前额叶、海马等专业概念及其功能,并据此解释了性侵受害人记忆碎片化所可能带来口供混乱、无法组织好语言、前后不一、逻辑不符等现象,最后因为办案人员对此专业问题的不懂致使相关证据不被提取固定,追诉困难。隋博士随即以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为例(相关文献表明,性侵PTSD比例高达48%-80%),分析了性侵受害人的生理(如相关组织功能紊乱,躯体化症状)、心理(痛苦,反复做相关内容或者情感相关的可怕的梦,分离性反应)、心境(如害怕、恐惧、愤怒、内疚、羞愧、情绪低落、混乱、焦虑、悲伤、失落、显著对重要活动的兴趣减少等)、认知(有负性,扭曲)、所处的环境(家庭环境,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结果是导致被害人本身内稳态被打破,超过耐受窗,由此导致的外在行为表现首先就是持续回避,出现惊跳反应,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大幅下降,睡眠障碍,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两极化反应,不回避性,而是积极追求,可能挑逗或者是勾引异性,饮食上厌食或者暴食,逃学、出走、卖淫等等,这些都会导致恶逆变,受害人有可能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最后,何博士总结,性侵一旦发生,有可能成为受害人一生中最大的创伤源,并导致严重和长期的后果,除了感染性病、意外怀孕、受伤和被杀害,还严重损害精神健康,引发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物质滥用、自杀自残和继发犯罪等等后果。

 

互动阶段,参会人员先后交流探讨了性侵儿童类案件是否可以考虑借鉴反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综合征引入专家证人制度,对被害儿童的心理/精神评估和干预应该由谁来做,慎用催眠治疗以免污染证据等话题。关于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性侵儿童给被害儿童造成的精神损伤程度鉴定与后续诊疗费用问题,何颂跃博士表示,关于精神损伤程度的鉴定,就是希望将心理损害进行量化,这个观点在精神疾病鉴定领域里面,基本没有人接受,不太具有可行性,其个人建议,尽管当前暂未发现一起报道的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来做后续诊疗费用的实践案例,但还是应考虑从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这个角度来评价,性侵儿童发生后,首先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去做司法鉴定,而是先做临床医学检查、治疗和临床医学评估(找相关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由医生诊断),先获得第一手的医学证明,然后要求医生在临床角度提出诊治建议,不管是心理干预、心理辅导、心理矫正,还是是否需要服用药物,都可以。临床医学检查的证据在以后司法鉴定里,包括后面的治疗费用评估和鉴定里都是最重要的依据。同时再让一个妇产科大夫进行检查,检查被害人的生殖器,是新鲜破裂还是陈旧性破裂,如果是新鲜破裂的,还要让被害人做妇科常规检查,比如取阴道试纸做细菌培养,看看有没有感染,有没有慢性宫颈炎,身体上有没有新旧不等的软组织挫伤的一些痕迹,把这些医学证据、身体上的证据,一一通过临床医学检查去提取、固定,这就形成以后刑事追诉时最有效的证据。其次,要做阶段性评估,案件发生后,要定期评价受害儿童的病情程度,是否需要继续治疗,治疗干预程度和其他综合性方法。等到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立即申请法院委托具有司法精神疾病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做后续治疗费用的评估鉴定,而不是做精神康复费鉴定,精神康复费没有哪个机构做得出来。根据前面的临床诊断、临床用药情况,此时鉴定机构就好开展评价,相对简单了。

 

 

北京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金锦萍副教授做了“女童保护中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的主题发言,金老师从为什么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合法性)、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式、角色(诉讼代表人角色、监护人角色、政策倡导角色)、法律援助、困境帮扶、后续救助等多重视角探讨了在女童保护工作中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金老师认为,应该先解决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问题,让更多社会资源能够进来救助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体,然后再考虑怎么让这些非营利组织变得专业起来,在承担各种角色的时候能够有所作为。

 

 

“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公益主编孙雪梅女士与参会者分享了过去五年半来“女童保护”在防止儿童性侵方面所做的实践和倡导工作,比如研发专业教案(学生版、家长/教师版),通过生动的互动、好玩的游戏与有趣的教具对孩子们进行预防性侵教育,同时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的讲师培训考核与管理体系,传递了“公益不仅需要一腔热情,更要用专业造福社会”的价值理念。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真爱项目反虐待社工李梓琨女士结合机构和自己介入过的38个性侵儿童典型个案,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从前期立案到个案转介合作再到后续的救助等多个环节,做了“受性侵儿童个案服务实践中的问题和对策思考”的主题发言,呼吁各专业团队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此类问题的更好解决。

 

 

社会性别专家、原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郭瑞香女士从国际视角层面做了“预防与应对女童性侵犯的共识与行动”的主题发言。郭老师首先通过对大量事实与数据的引用,使参会者了解到儿童性侵犯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侵犯儿童权利、危害公共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呼吁打破沉默的文化。在国际共识和行动方面,郭老师介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国际性文件关于消除对妇女(包括女童)的暴力行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条款。关于应对与保护留守女童权利,郭老师认为,教育是对女童最好的保护,预防是最有效的干预,详细介绍了美国在保护儿童免受性侵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对世界各国/地区惩处性侵儿童的相关法律进行了盘点。关于如何预防和应对女童性侵犯建,郭老师建议,应从构建综合预防体系,建立健康性别关系,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完善家庭、社区、学校和政府多部门合作机制,对被害人的救助,减少二次/多次伤害,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严厉打击惩治针对女童的性犯罪行为,建立国家级的报告、统计和犯罪人监控追踪系统,推动更多的男性参与等方面综合推进。

 

互动阶段,参会人员相继就公益机构救助性侵儿童个案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后撤销监护权与抚养费负担、《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国内法律的贯彻落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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