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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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次，张媛决定把灯打开。灯亮了，趴在她身上的男人急忙翻下床，跪在地上，向她求饶。他说，是她的丈夫半夜输了钱，让他来睡她抵债的。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前两次的男人是谁，张媛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她熟睡时，用钥匙开了门，摸黑进来，爬上床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才新婚三个月，对丈夫的身体还不熟悉。那是1998年前后，在河北的农村，还不流行婚前同居。第一次，她以为是丈夫。过了一段时间，又有男人深夜进来，好像和上次不同，她开始感觉到异样。

丈夫嗜赌如命，是河北省一个化工企业老板的儿子，纵然如此，也不够钱挥霍。他深夜赌钱，彻夜不归。张媛害怕，就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剪刀。

第四次，她确认了，是她丈夫。她问，“前几次是谁？”他回答，是赢了钱的人。丈夫强行要跟她发生关系，愤怒、屈辱的张媛极力反抗，混乱中拿起了剪刀，尖刃划破了她丈夫的动脉，血流如注。急救车赶过来时，男人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几个月之后，全国妇联维权处处长徐维华的办公电话突然响起，国务院妇儿工委的一个领导说，“维华，河北发生了一个丈夫强暴妻子，反被妻子杀死的案子，原因很复杂”，她指的就是张媛一案，那时，一审法院已判处张媛死刑立即执行。简单讲述了案情，领导叮嘱，“那个妇女太冤了，你看看，我们怎么样为她发声，能让法院枪下留人？”

了解了案情之后，徐维华判断，“丈夫把老婆当筹码，找人强暴自己的老婆，就是严重的性暴力！”张媛既是杀夫案的被告，也是强奸案的受害者。如果撇开强奸案，单独审理杀夫案，就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更加不能适用死刑。

徐维华将张媛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提出“请查清案发原因，背后真相，根据案件具体事实，若亲属反映属实，应慎用死刑”的要求。同时，她联系了最高法的刑庭法官，积极地表达全国妇联对这个案子的关切。她认为，妇联虽然是权力边缘部门，可是嘴巴还是很厉害的，就是给各个部门做协调工作。“积极发声”——这是徐维华的口头禅。

她发现，张媛婚内遭受性暴力而杀死丈夫，一、二的判决显然对杀夫案的关键因素没有彻查清楚，认定事实有误，量刑失当。于是，她继续和最高法的法官沟通，请求慎用死刑。2007年以前，死刑复核权还在省高级法院，尚未回归最高法院。最高法的一个法官对徐维华表示，一定向河北高院转述妇联的关切，在案件报备的过程中，最高法会尽职依法。

在二审判决前，徐维华要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她特意给最高法的那个法官打电话解释，“等回来再继续联系”。7天后，电话再接通，张媛已经被执行了死刑。死的时候，新婚不足一年。

“她是被冤死的，她的在天之灵，不会放过那些人”，2009年春天，张媛去世20年后，徐维华仍然叹息，“每次想起她们，都于心不忍”。

“她们”，是徐维华在全国妇联工作时协调过的几个家暴受害者，她们都曾像张媛一样反抗，最后也都成为死囚。徐维华多次想枪下救人，然而，失败居多。她说，“那个年代，很多公检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常识几乎为零，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受虐妇女综合征”。

2

徐维华今年70岁，短发花白，精干爽朗。她穿浅蓝色牛仔裤，休闲的T恤和夹克。她喜欢背着双肩包上班，笑容温暖，有很强的亲和力，举手投足之间，常常带着对旁人的关切。

徐维华学法律出身，曾经当过警察，也做过高校里的法学教师。1983年，她调入全国妇联维权处，在那里工作了20年。她说，妇女的困境给予了妇联以使命，为妇女工作，既是幸运，也是命运。

妇联的工作，说得最多的是保护妇女的安全和健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妇联组织起草《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出台。在立法者的眼里，家庭暴力并不是紧迫的妇女困境。那部法律对家庭暴力，只用了几个条文进行宣示性立法，即禁止、预防和制止家暴，连家庭暴力的定义都没解释，更加没有规定救助措施，证据规则和对施暴者的限制等。受虐妇女的心理创伤，更是一片被忽略的空白。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改变了很多妇女权益研究者对家暴的理解，包括徐维华在内。

会议很隆重，参会人士来自189个国家，将近6000名的政府代表，约5300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召开了数千个分论坛。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各种肤色的面孔都有，在众多论坛中，徐维华被安排去了一个关于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

会务组严格控制人数，参加论坛的都是重要的专家，还有顶尖的律师，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郭建梅在会议上采访，听了希拉里的演讲，旁观了与会者的讨论，被议题的人权魅力深深吸引。参会者交流着各自国家妇女的境况，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这个名词和相关理念，从那次会议开始流入了中国。

中国传统的思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甚至在当下，很多判决书里仍把家庭暴力表述为“家庭纠纷”。在那次会议上，徐维华听到一种声音：家庭暴力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它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家务事，而是需要公权力介入的人权问题，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 

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全国妇联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调研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家庭暴力。结果让人惊讶，在离婚案件中，有超过30%的婚姻存在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调查问卷覆盖有限，徐维华认为，实际数量肯定会大得多。

“培训是第一位的”——这是全国妇联的第一个反应。她们开展了关于反家庭暴力的培训。医务人员、基层妇联干部、公检法人员、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婚姻登记处的人员，是接触受家暴妇女的一线人员，被列为重点培训对象。

那是中国反家暴的启蒙期。几乎所有妇女问题研究者都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民间组织——“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公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妇女报》等都是这个网络的会员，还有很多学者、律师和社工等个人会员。那是一个富有热情和行动力的反家暴社区。世界妇女大会结束后，第三个月，郭建梅就从杂志社辞职，筹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开展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免费为弱势妇女代理案件。从1996年开始，徐维华在业余时间支持郭建梅，一起合作。2003年，54岁的时候，她提前从全国妇联退休，去了反家暴网络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重大的反家暴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组织各类培训。

一年半之后，她应邀去了郭建梅创立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她还成立了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以律师的身份代理案件。

俩人既是故友，也是旧同事，郭建梅曾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她们多次合作办案，最惊险的，是为四川受虐妇女李彦杀夫分尸案做辩护。

3

2012年，死囚李彦命悬一线。

李彦生于1971年。2009年3月，她和谭勇结婚，俩人都曾住在安岳县蚕桑局的宿舍楼里，相识多年。李彦是再婚，她有一个孩子，在寄宿学校读书。谭勇比她大几岁，曾离婚三次，有两个儿子。很多邻居对李彦说，三个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他品性不好，脾气烈。

可是，李彦觉得他好，前夫长年无业，也不干家务活，她想找一个比自己大的人，懂得照顾自己。谭勇在追求她时，常常买菜做饭，甜言蜜语，说他也四十多岁了，坏毛病早就改了，以后会对她好。李彦的父母和姐弟都不同意，父亲更是气得要断绝关系。李彦一意孤行，相信了谭勇，结婚时，还向亲友借了两万多块钱，和谭勇一起买房买车，让他开车营生。一个老邻居说，她是“睁眼跳下了崖”。

婚后三个月，她回娘家，在同一个宿舍区的对面楼。妈妈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痕，就去了谭勇的父母家，希望能劝谭勇改掉打人的脾气。谭勇记恨，从那以后，不让李彦回娘家，也不让接娘家人的电话。

2010年6月5日，李彦在日记里写着：“今天是五月初四，也就是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妈打电话叫我到她那边拿几个粽子。洗完碗后，我对谭勇说，去妈妈那里拿粽子，20分钟就回来。他没开腔。回来后，他大骂。我解释几句，招来又是一顿毒打，打得血像滴屋檐水一样。我赶紧跳下床，他还是继续打，一点不手软。鼻血往下滴，嘴巴里也一口口往外吐。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日记里，她隐去了一些觉得羞辱的事情。殴打后，常常在她脸上还滴血的时候，谭勇就强迫她发生性关系。

谭勇还限制李彦和其他人的交往，每个月只给20元的电话费，包括了月租。只要谭勇在场，李彦都不敢谈电话，匆匆两句就挂断。

婚前，李彦帮姨妈经营一个小卖部，有收入。婚后，谭勇就不允许她出去干活了。谭勇一般只给100元的家庭生活费，无论买什么东西，哪怕一根葱，李彦都必须记账。账不对，就遭来拳打脚踢。有一次，她买了超市的打折内裤，两条不到30块钱，谭勇拽着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打了之后，把她关在阳台上，不让吃饭。这样的打骂越来越频繁，每个月都有几次，都是发生在夜里。有时候，邻居会看到李彦整夜地躺在楼梯前的走廊上。尽管她的妈妈就住在对面楼，她从来不敢回去。

李彦爱面子，不想被别人笑话，觉得再婚不容易，凑合过日子就是。

2010年8月的一个下午，李彦在隔壁邻居家里打麻将，谭勇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下，抓起李彦的头发，往家里拽，用力很大，头发被扯掉很多，膝盖也磨掉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邻居们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还有李彦喊天叫地的求救。楼上的老职工听到了，对谭勇的侄子说，“快下去，下面出事了”。谭勇的侄子下了楼梯，在门口想进去拉架，被谭勇推出去，把门关上。另一个邻居就想从后门进去，被谭勇一脚踢在腰上。最后，谭勇还把李彦的东西往楼下摔。

李彦和她的妈妈都曾找过社区干部反映情况，对方建议她们找妇联。

安岳县妇联接待的记录显示：2010年8月3日，李彦到妇联反映，结婚一年多，遭毒打，想离婚， 谭勇性格偏执，不听人劝。婚前共同买的房子，在亲戚那里借了2万多元。妇联建议：找社区干部或者最信任的亲朋戚友，做一些劝导工作。保留好家暴的相关证据，以备起诉离婚时用。 

安岳县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显示：2010年8月10日22时32分，李到派出所反映，当晚被丈夫打了，并且说，谭勇经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派出所建议：向妇联反映。如果确实无法在一起生活，可向法院起诉离婚。

从社区到妇联，从妇联到派出所，派出所把皮球踢回妇联，妇联又把皮球踢回了社区。社区干部对李彦妈妈说，谭勇太厉害了，怕他以后找上门来，还是去找妇联吧。由始至终，没有一个机构曾上门找谭勇进行过训诫。没有反抗，也没有公权力的约束和惩罚，谭勇继续肆无忌惮。

既然派出所建议去司法局，于是，李彦就找好朋友陪她去过一次司法局，司法局的人说，“要结婚两年后才能离婚”。李彦觉得无望，就求谭勇离婚，给她一条生路。俩人协议离婚，谭勇要面包车，负责偿还15500元的家庭债务；李彦要房，负责25000元的债务。次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时，谭勇反悔了，并且威胁她，“如果再提离婚，就让你家破人亡”。

李彦害怕，再也不敢提出离婚了。不过，从那以后，李彦也开始留心保留家庭暴力的证据。2010年8月2日晚和10日晚上，李彦被殴打后都去照相馆拍了照片。照片显示，头、颈部有数处长达数公分的瘀紫伤痕。

偶尔，她还悄悄地写日记。“我心里很乱，也很矛盾......别人都说我变了，我变得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像一个囚犯，没有一丁点自由。处处小心，还要被监视......我好想坐下来心平气静和你商量沟通，我想绝对没有好结果，讨来的保证是一顿饱餐暴打....过二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不愿让我的姐姐、弟、女儿看到满身伤痕的我，给我留一点点面子和尊严。”李彦在2010年的中秋前夕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字迹清秀。至于谭勇对她的性暴力，哪怕在日记里，她也只字不提。

谭勇严格控制李彦的人身行为，自己却在外面沾花惹草。有一天，有人告诉李彦，谭勇和一个女人在茶楼幽会。她很生气地打车过去，却被谭勇带回家。他问，刚才是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李彦说，是左手。他再问，是哪个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谭勇站在李彦的左侧，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在医院包扎时，医生说可以去成都的医院接指，谭勇不同意。

谭勇要求李彦对外人说，手指是砍猪脚的时候砍掉的。断掉的那节手指装在一个小瓶子，用福尔马林浸泡着，在一个鞋盒里，和她的日记本一起藏在阳台的杂物堆。

4

谭勇以前是开面包车的司机，有几个兄弟姐妹，妹妹在当地的报社工作，妹夫在政法部门。他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在解放军某个部队服役。李彦认为，在当地，他们家算是有势力的家庭。

2010年9月左右，谭勇在安岳县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监管工人施工，李彦在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虽然他们买了婚房，为了方便经营，就住在工地旁边简陋的平房里。一个木板床，放着棉絮，厨房里架起一块板，放着锅碗瓢盆和一口高压锅。每天晚上，李彦会用高压锅烧好开水，第二天一早，工人买方便面时要用。

11月3日的傍晚，谭勇的工友黄某来了小卖部，对李彦说，今晚多做一份饭，还有个工友要去吃饭。当晚，谭勇在看工人浇灌混凝土，黄某也告诉他了。深夜12点多，李彦在厨房洗碗，喝得醉醺醺的谭勇把花生米放在她头上的窗户，用气枪对着瞄准。李彦叫他不要在那里打，会打到她的脑壳。

谭勇说，“不打你的脑壳，就打你的屁股”，用枪对着李彦的屁股上。李彦哭着求他，他笑着走开。洗完碗，李彦用盆子打了洗脸水，蹲下来伺候谭勇洗脚。他坐在床边上弄枪，逼问李彦和黄某是什么关系。李彦回答，“你的老婆是啥样子的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老子骂你几句，你还犟嘴”，谭勇一脚踢在李彦的左侧大腿上，再用枪管使劲砸李彦的右脚大拇指。

李彦痛得尖叫起来，“你不是要打吗？晚点我用棒棒跟你打。”

“你打嘛，你打嘛”，谭勇说。

“我打了哦”，李彦顺手拿起床边地上放的枪管，就砸向了谭勇的后脑勺。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李彦害怕他万一站起来，会继续毒打她，就又补了一棒。这次，脑袋流血了，她慌忙用床上的被子捂着伤口，用枕头垫高。谭勇全身抽搐了几下，几分钟后就没反应了。

她呆坐在旁边的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她事后回忆说，“整个人都蒙了，大脑一片空白”。

她曾想过报案，又怕报案后对自己不利，就想把尸体弄出埋了。可是，尸体太重了，她弄不动，就想到了分成几部分，再拉出去。她把谭勇的头砍下来，觉得面部表情很吓人，就赶紧把头放进了旁边的高压锅里，随手还合上了盖子。锅里有开水，是她为第二天准备的。天快亮了，才分解完。把东西堆进脚盆里，用纸板盖住，冲洗了厨房，再简单整理了房间。天亮了，有人来买东西，她就把门打开，开始营业。 

上午，她把谭勇的衣服和家里的血都洗了，坐在门口绣十字绣。她平时很少有笑容，没什么表情，所以，当天小卖部的客人都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下午，她想着回蚕商局宿舍拿拖鞋，就把谭勇的内脏和生殖器官用一个塑料口袋装着，打了一个三轮车回去。找不到地方扔，就丢到公共厕所里。

她心里非常恐惧，很想想找个人说一说，问问应该怎么办。她想起了老朋友杨，他曾进去过看守所。她认为，可能他会懂。她先去给手机充了值，下午两点多打通了电话，叫他来安岳县。在电话里，她没解释原因，只是叮嘱他，到了以后，用路边公共电话回复给她。晚上9点左右，杨租了一辆面包车来到工地旁边的柠都大道，李彦在路口等他。

上了杨的车，李彦说，“我把谭二娃杀了。”他问原因，李彦只是沉默。

杨说，快去自首。她还是不说话。

杨说，那我去报案。

“你随便嘛”，说完，她下车走了。

等到夜里过了12点，警察还没上门。谭勇被砍下的肢体和肉块已经洗过，放进了三个白色编织袋。李彦一个人呆在屋里，觉得很害怕，决定用竹篼一点点地背出去。

公安系统在不同路段的天网监控视频显示：2010年11月5日凌晨12点多，四周静寂，昏暗的路灯照着砂石道路，旁边是工地的吊机。李彦背着一个竹篼，独自走出安岳县岳阳镇柠都新城二期工地的小卖部。她从柠都新城的工地走到岳阳镇政府，经过南门桥，走到县武装部，财政局后，顺着人民医院，走到城南河边，到达解放堤段。她把竹箩的编织袋拿出，从河边捡了两块石头分别装进编织袋里，把两个编织袋丢进河里，沿路返回。过了一会儿，又背着竹篼，沿着同样的路线，用同样的方法丢进河里，最后返回。

凌晨2时左后，杨带着几个警察开车去了工地，小卖部的门锁了。突然，在前面房子的角落，有一个人影晃了一下，就不见了。警察赶紧跑过去，围着房子，追到后侧，发现有一个人站在墙角，用手电筒一照，是李彦。

警察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重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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